瞧潘达成的样子，也确实没有更多的“料”可挖了。刚毅叫潘达成在供词上画了押，着差役将他带了下去。
“乾通盛”的掌柜杨定时，知道潘达成吃了苦头，上得堂来，几乎不待两位司官发问，就说了李宗绶从安庆汇款的数字：两万四千两。
李宗绶到京之后，从“乾通盛”支出的，就是二万四千两。这么说，汇到“乾通盛”的钱，已经全部取出来了。
至此，大略搞清楚了：安徽汇到京里的款子，公款十二万两，私款二万四千两，加在一起是十四万四千两；李宗绶、宋尊邦在京各种支出，取出的存款加上“顺日祥”的借款，一共是十四万六千两。除此之外，在“顺日祥”里，还留了两万两没动。
刚毅和颜士璋略略商议之后，一边命人去传“广积盈”的掌柜，一边开始提问户部山东司的书办。
问书办的情形，和问银号掌柜的情形，又不一样了。
到案的书办，有的是现任，有的是已被阎敬铭革了职，叫差役从家里拎了过来。但不论是谁，都一口咬定，安徽军费报销，一切照规例办理，没有任何索贿受贿的情弊。
一来，大约这班现任、前任书办，都已订立“攻守同盟”；二来，这班人精熟部例，虽然当的不是刑部的差使，但晓得这种案子，不是谋反大逆，不是杀人放火，秋审司难得动用大刑，小小的苦头熬过去，才不会有罪成后的大苦头吃。
因此，这班书办，并未被颜士璋和刚毅的虚张声势吓倒，二、三十下皮巴掌，也尽熬得住，有人牙齿都被打落了两颗，还是熬刑不招。
颜士璋和刚毅不由为之气沮，也确实不好动用大刑，只能先将嫌犯押了下去，等着“广积盈”的掌柜传到。
然而，“广积盈”的掌柜却未能传到。
差役回报，“广积盈”的伙计说，掌柜的出远门办事去了。问去了哪里、办什么事、什么时候回来？却是支支吾吾，语焉不详。
这就有问题了！
颜士璋和刚毅都是精神一振，商量了几句，命差役再跑一趟“广积盈”。
刚毅冷笑说道：“‘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’！叫银号的伙计给带话：我给他们掌柜一天的时间，明儿此时还不露头，我就由头至尾，彻查‘广积盈’的账目！再不露头，我就封他的铺子！怎么，这么大个产业，都一股脑儿地不要了吗？”
这一记威胁，非常有效，第二天上午，“广积盈”的掌柜就来刑部“投案”了。
这位叫做孙鸿生，乃是北京本地人士，穿戴讲究，形容利落，一看就是那种浑身上下都是“消息”的人物。
孙鸿生自然不肯承认“畏罪潜逃”，只是说乡下的亲戚和人生了纠纷，自己赶着过去帮着调和料理。事发仓促，银号里的伙计不知里就，怠慢了官差，抱歉得很。
两位司官也不去管他这套说辞，颜士璋问道：“你的‘广积盈’，可曾收到过两张‘顺日祥’的票子，数额各是五千两的？”
孙鸿生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回老爷的话，收到过的。”
“嗯，这一万两银子，是哪个存到你的银号里的？你们认得还是不认得？”
颜士璋和刚毅都以为孙鸿生会说“不认得”，或者“认票不认人”什么的，没想到孙鸿生说道：“回老爷，认得的，是军机处的毛英章毛老爷。”
颜士璋和刚毅相视而嘻。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
孙鸿生说，他的“广积盈”，和毛英章素有往来。今年三月份的时候，毛英章拿了两张“顺日祥”的票子，存入“广积盈”，换了“广积盈”的银票。
显而易见，这是毛英章的“金蝉脱壳”——不直接使用“顺日祥”的银票，以免落下话柄。
可以传毛英章了！
当然，还是得先请旨。
刑部堂官乃再次出奏，先指责户部山东司司官“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”，应“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”；再说毛英章，“举止可议，给事中王永泰所参，草蛇灰线，未必无因”，但“毛英章曾效走枢府，未经解任，不便传讯”，因此，“奏请特旨饬令毛英章到部质对，自求清白”。
奏折递上，上谕颁下，所求不但“照准”，而且加码：毛英章“解任听候传质”。
就是说，毛英章不但被赶出了军机处，还被赶出了鸿胪寺，已经“无官一身轻”。还好“解任”不是“革职”，品级还在。不过，二者相距，也就一步之遥了。
这代表案情已经扩大，朝野上下，都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感。
秋审司派出一个笔帖式、两个差役，去传毛英章。
毛英章倒还把持得住，官派未倒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上谕是‘听候传质’，这个‘质’，自然是和李宗绶、宋尊邦对质，怎么，李、宋二人已经到京了吗？”
笔帖式一笑，说道：“跟谁对质不是对质？上谕可没说跟谁对质！你老这就请吧，别磨蹭了，早去早回，不也很好吗？”
到了刑部，因为毛英章毕竟只是“解任”，不是“革职”，而且科名也早，颜士璋和刚毅还是以礼相待，三个人便衣相见，隔桌对坐，有如闲谈。
毛英章字琴西，颜士璋、刚毅二人称他“琴翁”，相当客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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